我的朴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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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对于传统文化为何以及如何一步步衰颓进行了梳理。对于作者“文化特区”的提议，不认同。个人觉得比较荒诞，完全不具有实施性。能做到新儒家提到的修身已经不易了。

 

演讲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祥龙

    张祥龙按：这是2005年秋在北大为学生们做的一次讲座的记录稿。由学生根据录音整理，我本人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并在少数几处补足了语意。

    张祥龙：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与出路”。本来是 计划讲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原因，今天也还是以那个题目为主，当然最后我会再谈一点衰落之后中国文化的出路。这个题目我曾在某个地方讲过，包括十个部分，再 加上出路。我去年在德国讲学的时候给德国学生开过一门课，名叫“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中的危机”。这次讲座会引用那门课中的一些观点，所以比较长，不像我 以前的讲座。这里的很多观点只是一己之见，和主流的看法很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多提尖锐意见，我也愿意回答。

第一、首先要讲的是，中国人缺少对自身历史处境的基本认识

    当然我指的是现代的中国人。到目前为止流行的多种对人类历史处境的描述，无论是历史唯物论、进化论，还是乐观的全球化，总之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进步观，都是 非中国的。而且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大多数情况下，是非民族文化的，也就是政治化、党派化或者意识形态化的。太多令人痛苦的东西被遗忘、被压抑了，后果是 精神和思想的失神。关系国家和文化命运的讨论，往往打不到点子上。一个民族的精神，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成长不起来的。我用一个比喻，就是像精神分析讲的：在 童年期，如果受过重大创伤，造成了一些压抑性的遗忘，就会影响一个人的精神成长，这其实也包括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思想的成长。所以真实的历史，包括文化，是 一个民族迎得自己的精神健康和深邃的思想能力的前提和途径。

第二，传统文化的衰败和危机的表现

     我只能做一简单概括。首先讲我理解的“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含义。现在流行的看法，一般是比较中性的描述，比如认为一种文化是由习俗、传统、理想、价值 观念组成的，是一个相关网络。我的看法则是这样的：文化是一群人长期生存的独特方式。也就是说，一群人借以获得生存意义的结构，还有这种结构的各种表现； 也就是说，这一群人通过这个生存的结构能够连续不断地获得生存意义，即便是在这个民族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样看来，文化是有生命的，是一个活体，它是会生 长、上升、衰落，也会死亡的。并不是说只要中国人还在，中国文化就一定在，这是没有保证的。而且，就我们现存人类来说，文化一定是有族群个性的，也就是有 多样性和地方性的。至于是不是只有人类才有文化，而其他动物就没有，还须要研究。比如，北京的一群麻雀与纽约的一群麻雀，有没有生存方式上的区别呢？或 者，用离人类比较近的例子，生活于相互隔离状态的两群黑猩猩，会不会具有不同的生存方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传统文化衰败和进入危机的表现。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出衡量文化生命力的四个指标，一个是它的传人，看还有没有传承它的“道统”的团体。历史 上儒家有儒士来传它的道统，道家有道士或者道教徒，基督教则有教士、牧师和信徒。第二个是看这个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在现实生活中是否还存在。第三个是看 它的价值观念，即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在做重大选择的时候还依重于这些价值。最后就是看它的语言，也就是人们在表达最关切的问题时，是否还在用这种文化的典型 话语。

    今天我没有时间都讲，我就讲第一个指标——传人，也只能很简单地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是儒家，而儒家的团体消失了，几乎是在历史的瞬间，即不到一个世纪 的时间内消失的。一个有过两千多年传统的文化载体，对中华文化有过巨大影响，在世界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儒家文化的团体，居然就在几十年内荡然无存，实在 是一个历史奇观。其原因，我后边再讲，这里只指出一个现象，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体在文化传承上的哗变。

    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明确地把自己的文化视为仇敌，视为一种“吃人”的文化，这是鲁迅先生的话。这方面有很多代表人，我就随便选了一个， 只是觉得他说话比较爽快而已。他叫陈序经，主张全盘西化，胡适也很欣赏他。他说过很多，下面我讲新文化运动时可能会再涉及一下。他基本的意思就是，中国不 如西方，根本就不只是像主张洋务运动的人所说的“器具不如人”，而是全面地不行。比如他说中国的道德尤其不如人，不如西洋，公德私德都不好，等等。他最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文化亡不见得民族也随之而亡”。它表示出现代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文化与民族及国家的分离，与民族生存问题的分离。 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理论是有代表性的，不只是一种极端观点。尤其是从方法和基本的路数上，它依托的是自清末以来的一个主体思潮，即一种崇拜强力的进化论 式的思潮。到新文化运动时以“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出现，先后进行了两次文化革命，搞完全的现代化或西方化，等等，下面会逐次讲到。

    我今天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衰落原因的方式，主要是历史的回顾，但同时也是某种哲学的回顾。上面提到，这个衰落是在全世界有过悠久文化的民族中，非常罕见的、 几乎是唯一的文化自戕，表现出一种不寻常的民族精神的分裂症，抑郁和躁狂的交替，很值得研究。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流对自己的文化最势 利，最冷漠，最残忍。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些朴素感情的，只是一些所谓落后地区的落后人民，真实的农民，一些草根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了的知识分子和少数民 族。而那些实用化的“知识分子”，我觉得既不是古代意义上的“士”，也不是真正的文化人，而是意识形态的人，科技人，高级工匠。所以中国自近现代以来，就 没有出现过像泰戈尔、托尔斯泰这样伟大的作家、思想家，也缺少像甘地这样伟大的有文化意义的政治家，而且也提不出像“甘地主义”、“东方主义”这样的东 西。当然我觉得“新儒家”还是很不错的，有一些本土文化意识，但它毕竟是在重大方面被西方文化驯化了的，完全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也就是把政体上的和知识 上的权力完全交给西方，儒家只留一块“心性”或道德修养。

    所以，我觉得应该在北大讲一次这个问题。我们北大产生于民族危亡之际，1898年，作为京师大学堂成立，是在庚子赔款之前，在废除科举制之前，所以它当时 还带有最后那么一点要挽救自己文化的意味。作为京师大学堂的学子，你们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天下”这个词在我们中国古代思想中更重大的是文化意义，而不是 政权意义。一家一姓、一党一派的政权朝代可以换，但是天下的士子还是要担当天下的文化重责。我觉得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应该以文化中国和她在世界历史中的 命运为己任，因此必须反思自己的文化遭受过的灾难性的命运，正视它，不然不就跟专科大学一样了吗？

第三，我来讲这个文化衰败的主要原因。

    其一就是西方的全球化。什么是西方的全球化？它仅仅是这几十年，或者这半个世纪、这几百年才出现的吗？我觉得不是。它是西方从古希腊就开始的一个文化过程。

    西方的语言、文化是一种形式突出的“文”。大家学过外语，知道西方语言（它的比较典型的形态是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和我们汉语的区别。它的语法和文字 都有形式突出的特质，即语言上有意义的特点大都有形式上的指标。例如动词有依人称、数量、时态、语态的形式上的变化，名词有单复数和性的形式指标，构句要 有主语和谓语的搭配，依靠“是”或系词来形成判断句，等等。这都是古汉语没有的。这种形式突出的语言，让使用者体会到语法、也就是变化的语言现象下面的不 变者的重要，相信这些可以被从形式上对象化的语法代表着语言中最本质性东西。那么，这种语言就会刺激一种思想，它寻求世界变化现象背后的不变本质，而且通 过一种形式对象化的方式来把握，比如说通过数、理念、范畴、概念、判断、推理等。古希腊的知识分子发现了语法这种普遍化的东西，相信它普适于古希腊语的所 有语言现象，所以这样一种寻求普遍化的真理的思想就从古希腊开始，在数学中先开始，然后在哲学、科学、政治思想、伦理思想中不断得到展示。这种思想方法， 还有西方的宗教，一种有强烈普遍化追求的宗教，都感到自己抓住的是可以普遍化、形式对象化的绝对真理，要向全世界推广。当然后来还有共产国际，也是这样一 个大脉络上出现的现象。

    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和倾向，通过工业革命、现代科技，以及与它们匹配的交流、组织方式，就变成了物质力量和现实力量。尤其到了现代，它的对象化和形式化的方 式能通过符号化实现，比如资本流动都可以表现为名字和数字的传送，用电脑就可以划账，靠这种方式来取得一种当代的力量形式。谁都看得到，因特网正在伸向人 类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我认为全球化发源于古希腊、犹太基督教，实质化于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实现于工业革命，通过信息化而加速。它的方法上的特点就是 标准化、充分的对象化、自动机械化、信息化，还有力量的符号化、高效化、无限化、扩张化，没有尽头。它生产的东西总是供大于求，没有自己对自己的限制，所 以一定要扩张。“科学就是力量”，培根的这句话不是白说的。它的知识形态一定要能转化成力量，而且能普遍化、标准化、大批量生产化。

    这样它就造成了一种向全球扩张的需要和趋势。从殖民时代起，全球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交流。而我从来就认为，交流是有危险的东西，尤其是对于弱势的本土 文化，带有巨大的危险。交流只有在很罕见的情况下，即在不带有生存压力的情况下才可能有益。像我们的丝绸之路，像丝一样细的路，不带有生存压力，而且很缓 慢，很自然，它能在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中不断地产生有益的文化交流。而如果带有生存压力——你不学我，你就落后，你就要死，如果带有这种生存压力，就 会造成文化多样性的减少，弱势文化的消失。所以用“洪水猛兽”不足以形容西方化、全球化的这种去多样性的狂潮。

    我们经过了文化革命的这一代人，对于这种全球化的力量有奇特的印象。当时似乎是全国山河一片红，无产阶级专政强大无比，不管你怎么想，中国好像也就只能这 么下去了。可怎么70年代就要和美国建交呢？那是死敌呀！从我上小学时，满耳朵都是要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声音，文化革命时更是喊翻了天。可居然就在毛泽东生 前就有了变化。我觉得背后也还是经济、资本和科技全球化的压力（尽管无产阶级专政与计划经济也是一种全球化，但它在某些重要的方面竞争不过资本主义的全球 化）。当然具体讲也有很多因素，比如中苏争端、中越争端，等等，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与科技的全球化。我们觉得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那一代人中发生了，这 并不一定要到文化革命结束。我记得最震撼的就是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的报纸，当时中国人看了，内心之复杂真是难以言表，既有惊愕，又带有希望。那是一个很朦 胧的时代，人们对新时代的憧憬就此开始了。

    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象征在中国，我举一个地名为例，就是广东。它是我们中国现代化的发源地，是革命思想和改革思想不断涌现的地方。因为鸦片战争在传统中国这艘船的底部（最南部）凿了一个洞，一个当时觉得不大却堵不上的洞，结果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第四个，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文化与民族的错位

    这表面上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但是它造成的后果是重大的。中国在共和国之前的最后一个朝代是非主流民族执政的朝代，当权者是当时被视为异族的满族，当然现在 它和汉族已经没有多少区别。可是当年满族入关，多少知识分子宁死也不从。后来因为满族完全采纳了中国文化，所以就像以前多次发生过的情况那样，中国知识分 子的主流还是认同了这个政权。中国最后一朝就是这么一个民族为主体在掌权，这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最后一朝不是清朝，而 是明朝，或者宋朝、唐朝，它遇到鸦片战争这种事情会怎么反应呢？为什么清朝就是那样一种反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上下不通，就是说虽然这个掌权 集团通过各种政策得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同，但它总感觉不安全，觉得自己人数少，而且后来满人自己的文化都渐渐被忘掉了，所以它一定要维持满族人的特 权，一定要压制汉人。从大臣开始，甚至包括一层一层的知识分子，它都要限制汉人的政治能量。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它如果做出什么重大的改革，首先受惠的就是 那些汉族大臣和汉族知识分子，他们的势力就会上涨，这是满族人特别不愿意的一件事情。这样一种格局就造成了后来我们所感觉到的，它应对挑战，总是迟一步两 步这样一个让人特别绝望的结果，实际上与一开始就有的一种扭曲和错位有重大的关联。

    首先是人才渠道的上下不通，后来又有太后专政。慈禧太后治国的本事不太大，但是抓权的能力特别强。还有一个因素最终导致了儒家文化的衰败，就是到《辛丑条 约》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突然科举制就被废了，而且就是在慈禧太后手上。戊戌变法要改革科举，很快被她中止，可几年后，她自己居然就整个废了科举。为什么 会发生呢？因为有了义和团，有了八国联军侵华，有了自己的逃亡经历，有了更深的政权危机。为什么有了官方支持义和团的事情呢？因为慈禧太后反感于西方人干 预她废光绪，等等。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致的东西，我就不讲了。

    上下不通造成内外不通。它对西方侵略的反应受到它的种族意识的干扰，它总是怕大权旁落，“宁予外寇，不予家奴”，“防民甚于防［外］寇”。这样就形成了一 个恶性循环圈，中国的文化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激进。从鸦片战争开始，广东三元里有一个歌谣，意思就是说，洋人怕老百姓，官府怕洋人，老百姓怕官府，形成了这 么一个压力流向的循环圈。如果只有侵略的西方列强和受侵略的中国这么两极，就像许多非西方民族经历的那样，情况就简单得多，也正常得多，政府与民众就都会 将自己的文化看作自己的东西，就是实行改革，也会对自己的文化手下留情（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但一旦形成这么一个三极结构，在外患加剧时，内部就很快分 裂了，因为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集体心理的作祟。代表传统文化的官府与激进知识分子及民众的裂隙越来越大，而后来为什么只有共产主义能收拾残局，我 觉得跟这个结构很有关系，因为为在这个结构里面，只有最激进者的声音最响。

    这样的民族错位的政权，就禁不住国耻。1840年的鸦片战争，签了一个耻辱的条约——虽然赔款相比于后来不算最多，两千多万两，但那只是相比于《马关条 约》的赔款两亿多两，割让台湾；《辛丑条约》四亿五千万两39年还清，而且允许西方人在中国分12个地方驻军，从北京一直驻到山海关。鸦片战争好像是在很 南部的一个很远的地方，影响好像也不是很大，但是这是一个很致命的创伤。就像当时一位反对签约的大臣上书所写的：“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 生心矣，边境自此多事矣。”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异族统治的情况下，一个政府和别人签了这样一个条约，不管里边用什么措辞，比如说什么“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 民……”，就已经受到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国威已丧，乱民即老百姓就要生乱心了，所以从此开始，政府只能越来越靠高压来控制，而它控制的结果就是老百姓—— 以农民为主，包括某些知识分子——产生了越来越激进的思想状态。最后很可悲但又没有办法的是，这个政府又确实在那个时代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命运。 那为什么在这里知识分子的趋向就不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了呢？这就是后来发生的国家和文化的分离。新的知识分子主张建立新的国家和文化，和传统文化就分离 了。

    我再举一个地点，象征民族和文化的错位，这就是日本。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极为不利的。它总是在一些比较关键的时刻打断中国不是文 化上太激进的现代化的努力。而且日本当时还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中转站和加速器，很多革命者和一些后来很激进的思想者都是从日本获得了他们的庇护、知识和灵 感，包括孙中山、鲁迅、吴虞、俞岩等都是这样，但却没有学到日本人维新后对自己文化命脉的保护。

第五，我来讲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是后来的中国革命模式的预演，对一种新的国家形态的追求与传统文化发生了背离。先简单说一下洪秀全的经历。他是广东人——从这里开始广东将要不断 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他年轻时还有愿望去考秀才，但屡试不中，总处于落第文人状态，心里很不高兴。历史上这样不满的人太多了，但关键是他所在的地方有新 思想出现。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有一次到广州赶考，碰上了传教士，得到一本《劝世良言》，由一名叫梁发的中国基督徒编撰，里面包括一部分基督教 《圣经》译文，和一部分对于基督教基本原则的阐释。洪秀全回家后得了一场病，据说在梦中上了天，和天主发生了实质性的交流，后来获得天命，就回到人间来改 造世界。在这之后，他又去试考了两次，还是不中。回去以后，仔细读《劝世良言》，深受启发，觉得灵感成熟了，于是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理论。

    中国史学界在1949年之后对太平天国这个领域特别重视，而且有一种说法好像很普遍，比如我看范文澜所写和一些近代史书上评论说，基督教的外衣只是一个借 用符号，洪秀全只是用它来号召组织民众造反，所以它还是一次农民起义。我觉得不然，太平天国的信仰基础代表了一个新的文化形态，整个运动有文化革命的趋 向，所以它和以前的李自成或者更早的农民造反都不同。

    我们来看他的理论。首先看他的《十款天条》，还有基于他的《救世歌》、《醒世书》和《太平天日》等等所总结的思想。他说有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至上神，这个 至上神有明确的可对象化的意愿，派基督和洪秀全下凡救世——基督是他大师哥。而且洪秀全还说他在天上看到天主把孔子关禁，不允许下凡，后来他又看到孔子逃 下去，想传播思想，天主就将他抓回来鞭打，孔子求饶，天主就饶恕了他，但是罚他永远留在天庭，不准下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寓意的征兆，不准孔子下凡似乎 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未来。这样一个天主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精神实体。虽然明末清初用过“上帝”、“天主”这些词来翻译“耶和华”，但它们是不一样的。 洪秀全讲的这个“天父上帝”，是更靠近中国人讲的“天”，还是更靠近的基督教讲的上帝呢？我觉得是后者。虽然西方人也不会承认洪秀全的基督教就是正宗的基 督教，它肯定是被改变得很厉害的基督教，但毕竟，它已经从西方文化中吸取了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第二条，他说其他的一切神道、仙佛、神祇、社稷，甚至圣人，都是妖，叫阎罗妖和邪魔。这一点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所以曾国藩要在《讨粤匪檄》里攻他， 说李自成过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进潼关还要拜文昌，但是太平军到的所有地方，一切孔庙道观、社稷神坛、甚至关帝庙等，都统统扫荡，全要烧毁，这是从来没有 出现过的。所以曾国藩在《讨粤匪檄》里面就用了最大的篇幅从文化上讨伐它，说中国的士子、文化人绝对不能容忍，“神人共愤”。当然我下面会讲到，太平天国 也用了民族大义来讨伐清政府。

    第三点，他说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当然实际上只是教内名义上的平等，但毕竟这种说法以前是没有的。我们在《墨子》里面可能看到过一点，但是后来中国的主流文化中，没有这种平等观。

    第四点，建立了教会——拜上帝会，它是一个从行为、思想到经济收入都控制得很严密的组织。这个组织有日常的仪式，每七天就要礼拜一次。这是基督教教会化的，甚至还有过之，和中国自古按季节和天时来祭拜祖先社稷的风俗仪式，以及中国本地宗教的组织方式是大大不同的。

    第五点，他认为自己是天父上帝的次子受命下凡救世，而且具有神功，所以不时地要出神，上帝要附他身，口出圣言，大家都要跪下来听。因为他和天父有这样一条 专门的线路来沟通，所以就有极大的号召力。但是正是这里后来出了问题。杨秀清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抓住机会也通起神来，说上帝也附了他的体，于是也说起这 种神知的话来，这样洪秀全就没有办法了，也只能跪在地上听。这种对象化的东西可以被别人模仿。这就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即“洪杨内讧”，造成 了他们之间的大分裂，给了清政府一个还手的余地，把他们灭掉了。后来的革命运动领导人都非常惧怕这种“分裂中央”的“阴谋家、野心家”的出现。

    洪秀全组织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就出自一种非常坚定的、系统的异文化信仰，反对儒家乃至所有的传统文化，把一切传统的牌位都砸掉。这一点是它跟其他的传统农 民运动都不一样之处。另一方面，聪明的杨秀清利用了清朝和中华大多数人民——汉族人民――的文化错位来攻击它，在他的《奉天讨胡檄》里面主要也是从文化的 角度来讲。他说清朝人进关以后，先让我们削发留辫子，像猴子一样；衣冠、人伦、制度、言语都要改变我们，清政府要把北京话当国语，他说这都是胡语。所以他 说满洲人愚弄中国、欺侮中国，无所不用其极，这也很有力。杨秀清的文化倾向与洪秀全也有所不同，不同意对儒家经典的彻底铲除，但他也无法改变这个运动的基 本文化走向。

    由于有如此严密的组织和信仰崇拜，再加上利用了满汉文化矛盾，太平天国一开始虽稍微有一个顿挫，但后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内从两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一下子 席卷了道州、武昌，一直到南京，夺了中国的半壁江山。然后他们马上又开始北伐，清政府几乎就快完蛋了。而西方国家那时都持观望态度，英国人甚至还去访问天 京，实际上就是南京。如果太平天国成了大气候，这就不仅是一个新朝代，而是文化上一个根本的置换。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对此也做了某种展望。

毛泽东绝不是封建帝王，而完全属于新的意识形态

    在这里可以尽量作一个比较中性的描述。我觉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毛泽东，与洪秀全之间很有一些可比之处，只是他更成功、更运气。我这里不做详细的对 比，但是有人在四十年代中期、文化革命后批评毛泽东，说他有封建帝王思想，一直到现在这样的议论还有。而“封建”或“封建主义”在我们现在这个文化符号系 统中，就意味着传统文化，因此我不同意这个说法。

    毛泽东根本就不是什么封建帝王，他青年时起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最深影响，要做“新民”（他组织了“新民学会”），尽管是唯我独尊的新民，但毕竟是新的或新 文化的。有人举出毛泽东1936年写的诗《沁园春·雪》——这是他写得最好的诗，1945年国共和谈时写给柳亚子，一公布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人说能从 中看出他想做封建帝王，尤其是下阕：“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等等。”但他下面举的是什么呢？“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 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你们看，他最想做的乃是“风流人物”，也就是开创新文化的一代天骄，而他批评人物都 是从文化的角度。说历代帝王缺的是“文采”、“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你们只会使力量，我不但会用力量，而且还要代表先进的文化，要进行文化革 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怀有的最大抱负。毛泽东著作中最值得读的，一个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个是《新民主主义论》，大家可以从中 看出他最基本的理想和改造中国的计划，他一开始的思想走向。前者鼓动在农村中扫清传统文化，后者（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则明确规定文化革命的 性质与步骤。所以他绝不是封建帝王，而完全属于新的意识形态，是反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最激进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