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朴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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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改革的困境——“图强力而放斯文”

    清末以来，关于是该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既为体也为用，还是中西互为体用，人们争了好长时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比较有见地的知识分子，从魏源开 始，意识到中国必须作重大调整改造。中国人并不傻，但是最后选择的途径好像只有一条——强国。“强”这个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最有魔力的，“强国会”以及 包含“强”的团体的出现、乃至严复《原强》的著述，都体现了这一点。直到现在，还在为强国而奋斗。

    有一个很有名的争论，就是康有为要变法，因为官职太低，光绪皇帝想见而不能，就派几个大臣去见他。他们在当时的总理外国事务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 进行了交谈。一开始，荣禄就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康有为有一句很有名的对白，说：如果祖宗之地都不能守，那要祖宗之法还有什么用？这在当时就算很有力的回 答了，可实际上他是把祖宗之地和祖宗之法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了。但祖宗之法就完全依存于祖宗之地吗？我们守不住祖宗之地，那祖宗之法就一定要丢了吗？印度人 被异族和异文化统治近千年，犹太人在两千年中无地可守，但一直未丢“祖宗之法”（印度教、犹太教）。当然这些都是问题，下面所讨论者与之也有关，我自己也 曾经很困惑。我觉得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全盘西化了，不是到新文化运动才开始，实际上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有了明确的“中国要走强国之路来抵御外患”的思 想。这好像是没有错，但是背后还是可以有多种考虑。救中国的途径，是只能像现实中所表现的那样，还是有别的可能？

    我举些例子。比如说，很有名的一个就是胡林翼先生之惊恐。胡林翼是湘军大将，很有才气。有一次他好像是去见曾国藩，在安庆城边乘船马上就要离去的时候，看 见码头上正好有两艘西方的轮船，它们接了另外的客人，风驰电掣，一下子就开走了。胡林翼就惊呆了，问是什么，有人告之是西方的轮船。他当时就倒地吐血，过 不久就死了。胡林翼感到，最可怕的不是长毛或太平天国，而是这个西方技术武装的势力。他是中国非常敏感的知识分子，具有对这种强力文化的敏感，对工业革命 带来的机械力量的敏感。

    另外就是曾国藩。他用一切力量削平太平天国，铲除了一个异己文化的威胁，但是在这之间和之后，他马上又要改革，向西方这个更大的异己文化学习。当然他还是认同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而跟着他走的李鸿章是个机灵人，创建淮军，然后马上就大搞洋务运动。

    严复在中国的改革和革命运动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连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都不能相比，因为他通过翻译不仅启发了那个时代的人，而且还对后来几代人都有 重大影响。大家都知道《天演论》里面介绍的是赫胥黎讲的达尔文的思想，而且那翻译基本是意译，传达的思想既有赫胥黎的又有他自己的，并且作了很关键性的改 变，而这改变影响了中国后来的文化走向。

    他的《天演论》和《原强》，对进化论作了一种解释，即强力型的“物竞天择”观，就是说生物的物种都要去争得生存，但是只有适合自然规律，适合当时的自然状 态的那些物种才能够存活下来。这点没有错，也是达尔文的思想，也是赫胥黎、斯宾塞等主张社会进化论的人的思想。但是他解释说只有强种才能留下来存活，弱种 就要被灭，这一点并不完全符合赫胥黎的原意。我觉得这就是他很关键的一个改变，他说：“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 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就是说，弱的被强的当作肉来 吃，愚的被智的当作奴隶来使用。而且，他在《天演论》的导言中还讲：“物各争存，宜者自立。由是而立者强，强者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我觉得这是狭隘 的、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的一个解释。实际上赫胥黎并没有说只要强，因为光强是不够的，他还讲了在自营和伦理之间维持平衡的必要，所以他原来的书名叫作《进 化论与伦理学》。而严复将题目改成《天演论》并加以新解，就很有些不同意味了。

     进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一个时间的长程演替，不能被一眼看透，我把它叫做时间之幕，或者未来之幕。现在物种具有的知识没有哪个可以穿透这层幕，看出哪种 生存方式最适合未来某个时间的生存形势。现在光追求强，就只是现在适合生存，但以后天下大势一变，现在的适应就可能反而成了不适应，而以前的不适应反而可 能变成适应了。

    这种情况严复并没有充分考虑，而他的简单化的解释，造成了一代代的中国人认为，要救国就一定要强国，而且相信这种强是可见的，是器物上的、思想上的、组织 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强，是按西方化的标准的强。由于严复垄断了对西学的解释权，辜鸿铭也没有去跟他做这方面的辩论，使当时和现在的绝大多数人们相信这种说 法是天经地义的。它影响了以后各种颜色的革命派和改革派，而且商务印书馆80年代纪念严复的集子里还是这样讲，一直到现在还是大有人这样讲。

    实际上我觉得真正的进化论应该是和老子的思想相距不远的。比如恐龙倒是强，但是天下大势一变，它的强使它无法转舵，就一下子灭绝了；而开始时弱势的哺乳类倒兴旺了。一个民族要想在极其曲折的历史中存留下来，就要像老子所说，要惚恍虚柔，多留存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当时和改革派争论的有一些所谓“死硬”的顽固派，像倭仁、张盛藻，不识时务。他们认为光追求强，真的仁义就可能被丢掉，所以不要光羡慕西方的器具等等。这 些人一直到现在都被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嘲笑。我觉得他们是有泥古不化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光守着枯槁的仁义已经不够了，但是他们的话里难道没有 一些对的地方吗？我觉得也不是。如果对于进化论或者天演论这种思想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那么就会明了当时国家应该采取的对策不仅仅是洋务运动了。所以， 洋务运动作为一个只追求强国的运动，在文化上也出了些问题，尽管当时还是可纠正的。

    就像春秋时的范蠡，越国面临马上就要被吴国灭亡的危险，在这个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首先要“定倾”，就是保住文化的活种，这在当时就是国家的代表—— 勾践。他被保留下来是相当屈辱的，要去给吴王当马夫等等。但是范蠡给他出了计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说到中国文化，如果有这种见地，我们百年生聚，百年 教训，那中国文化还有未来。所以从近代开始，中国的改革就越来越激进，崇尚强力。康有为、梁启超等我认为都不是真正的儒者了，他们是价值取向已经大变了的 改革者，但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毕竟还有些藕断丝连。到后来1905年废科举，然后就是满清复亡、袁世凯弄权和失败，接着就是新文化运动，这样中国传统文化 就江河日下、一泻千里了。

    我们来看严复本人的经历。他在壮年时翻译《天演论》，然后提出了变法三策：鼓民力——去鸦片去缠足，开民智——废八股崇科学，新民德——设议院崇自由。但 是到了晚年，他给别人写的信（1918年）中说：“觉彼族［西方］三百年来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鲜廉寡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 ”而且他还将欧洲三百年来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真是一百八十度的文化上的转弯，也是他文化良知的某种发现，但已经完全无助于大局，因为他放出去的文 化虚无主义已经成了大气候了。

七、传统文化遭到了失败小人的附身

    下面讲第七个问题，传统文化遭到了失败小人的附身，小人指的是袁世凯。我觉得这也是传统文化衰危的一个契机。清王朝于1905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八年在张 之洞的提议之下，废除了已经实现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这是一个很激进的措施。戊戌变法只是说改革科举考试，废八股而讲策论，但是到这里就全废掉了，鼓励 开办新式学校，预示了以科举为儒家政治桥梁的传统文化的灭亡命运。于是，从儒家的角度看，文化传承的官方渠道完全关闭了，中国的政治从此走向政党政治，刚 开始是军阀政治。由此可见清朝异族统治的衰落和传统文化的衰落确实是紧密相关的。

    自从清朝政府签了《辛丑条约》，沦为只是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一个看守政府。为了让中国能够交够那四亿多两银子，外国人也要维持这个政府。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一 个很绝望的状态。后来发生了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在这之中，袁世凯上下其手，从南京政府那里争得了权力，但是这个人后来又是中国文化的罪人。我 们设想是南京政府得了权力，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讲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这里面没有多少文化的含义——他要驱除的只是满族 人，他恢复的中华实际上也并没有多少传统文化含义，但是它毕竟不至于公开全面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他讲民权主义，已经把中国文化的政体去掉，但是起 码还有君主立宪这样的其他选择，虽然当时的共和制不会实行君主立宪，但逻辑上还有这种可能。而袁世凯则是一个满腹权力私欲的人，在满汉裂隙中求得个人利 益。一开始他出卖变法，然后逼宫篡权，最后又背弃了共和的协议，自己要做皇帝。所以按照儒家的标准，他实属一个奸臣篡逆，是比王莽还不如的大盗。但就是这 个人为了给自己的洪宪帝制作理论准备，借了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传统文化稍有回潮的时机，开始尊孔。在他的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等 等。而且袁世凯同时还在出卖中国国家利益，勾结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在他称帝之后的很短期内，就在穷途末路中死去，随身带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最后一点信 誉。

    随后的张勋复辟就只是闹剧了，反而使中国激进的主流知识分子似乎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威胁。加上另一些因素，就有了新文化运动。这里面的一个教训就是， 儒家文化在当今要特别地小心，不可随便依靠某种政治势力来求自身的复活。枯枝是发不出新芽的，儒家文化如果想依傍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来复兴，无论是当时还 是现在及未来，都是不明智的，最后只能适得其反，把自己的声誉败坏。像孔子讲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难道我们祭孔只是为祭 祀本身的意义吗？如果背后都没有活生生的生活来支持，祭祀和官样文章的尊儒又有什么意义呢？

    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之所以能起这么大的作用，能有那么强的力量鼓吹全盘西化，与这最后一口气的吐出很有些关系。后来还有段祺瑞等等军阀混战，不断以各种方式出卖中国国家利益。

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新文化运动

    连一次大战也没能挽救中国传统文化的颓势。一战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短暂的反思，比如梁启超以前也是很激进地推行改革，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多 地方都不如西方，基本上是个全盘西化论者；但是他一战后到欧洲走了一趟，回来就写了《欧游心影录》，他说：中国青年齐步走，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正在嗷嗷待 哺，等着我们用中华文化去拯救他们咧。整个一个翻盘。

    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为整个非西方民族带来了重大的生存机会。在文化上，世界大战使得西方人看到了自己文化的重大毛病，就是一味追求强力的文化是不可能和谐 和持久的。我刚才讲过的工业革命产生的无限化、标准化等特点决定了它的经济一定要争夺原料和市场，当原料、市场等都争夺完了，他们就开始互抢。而强者与强 者对抢起来，弱者就有了机会。西方人按照自己的现代化逻辑走到了尽头，然后造就了一战和二战。最后西方人痛定思痛，就成立联合国，又搞欧洲统一，这是他们 避免在西方再开战的措施。

     这在文化上就有重大的意义，从《辛丑条约》签订开始，到1919年中国作为战胜国去参加凡尔赛协议，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最屈辱、快要被瓜分灭 亡的角色一下子成了一次大战的战胜国。不到50年，中国又成了二次大战的战胜国。所以中国两次站对了队，二战还没完就成了名义上的世界五强之一，后来联合 国成立，中国就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一直到现在。难道中国就强了吗？怎么物竞天择一下子就不灵了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世界近代史中一个极为值得重 视和总结的政治现实，而且有重大的文化含义。

     但是中国又发生了新文化运动，抵消了一战带来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效应。我现在严格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分开：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爱国学生发起 的，毫无疑问是爱国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新青年》创刊，是另外一种运动。所以我现在就谈新文化运动，从它开始，中国的激进主义 要改变自己反对传统文化的理由，不再是康有为曾提出的三保——保国、保种、保教。对于康有为这样人，我们要搞文化改革，是因为我们的国家要亡，我们中华民 族的种要亡，我们的文化要亡。一战以后，保国保种基本上没有问题了，那时候对中国唯一有重大威胁的就是日本。日本要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后来还侵略我 们，但是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使得西方也开始帮助我们打日本。所以那时候已经完全不是清朝末年，西洋与东洋的列强一起来瓜分中国的时代，也就是一个庞 大的弱者面对一群豺狼，却毫无办法，所以李鸿章在里面用尽心机维持困难局面。

     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站错了队，成了战败国，那中国后来会怎样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文化上也可能不会搞那么激进的革命。德国是两 次都站错了队，现在还在反省。所以德国和日本都因为战败而造成了文化扭曲，他们的主流派姿态一高马上会引起国际上的负面反应。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两次 都是战胜国，我们完全有政治理由发扬自己的文化，而且我们的文化确实是不会造成世界大战的，甚至是可以预防它的。可是不，我们的知识分子主流自己不要这个 文化了，只是因为她不善于打现代化的战争。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改革的理由不再是三保，而是所谓的客观真理标准。这些新文化人说：中国的文化本身不好，为什么？因为按照某些客观的标准——西方来 的科学、民主等等，中国的文化不好。这样就为反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找到了一个超时间、超历史形式的存在理由。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客观标准，所以在今天 中国的贸易反压西方的形势下，这样一个反自家传统文化的运动还在进行。这确实是一个不寻常的历史的现象。西方文化只是世界文化的一种，它向世界扩张的时候 遇到了很多非西方文化，比如印度文化、日本文化、阿拉伯文化、伊朗文化，等等。这些文化也要应对西方全球化以获得自身生存的能力，但是它们的策略和中国的 都不一样。在力求摒弃自己的文化主脉这一点上，中国是相当独特的。

第九，我来讲两次文化革命。

    有一次我在电视里听到上海的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先生说，中国的文化革命被称作是封建的思潮，其实不然。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搞的那次文化革命与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相像，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也有外在的相似。这也正是我多年来就主张的。

     我来谈我的看法。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以后，这种激进化的文革态势已经发展到了全面的、自觉的、“客观的”程度。所以中国的文化，既包括思想上，也包括社会结 构，尤其是农村的结构，都被急骤地“去中国化”（这里“中国”指中国的传统）。所以我特别看重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讲，革命一定要从农村 开始，贫苦农民要起来，把乡绅阶级打倒，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由于这样一种激进化，整个中国的文化生态系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就像毁林开 荒导致沙漠化。那最后靠什么才能止住流沙呢？只有靠最全面地控制、组织、动员人民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才能维持住基本的秩序。

     我们来看两次文化革命。第一次文化革命即新文化运动，是全盘西化的思想。陈序经指责那些学西方不到位的人，说他们改革的思想还不彻底，要学西方的民主自 由，又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强权主义和金力主义。这相当于，既想学帝国主义的好处，又想摒弃它不好的一面，这既不可能、不明智，也不合逻辑。所以他提的一 个口号就是，用帝国主义来打倒帝国主义——要想打倒帝国主义，自己就一定要先成为帝国主义。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比较中肯的，但又不够深入的。现实 的逻辑倒是，只有能在某种意义上既全盘西化，又似乎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力量才最有号召性。那什么政治力量能同时扮演这个很困难的双面角色呢？实际上中国 的问题出在西方全球化力量造成的生存危机，一个强权的、普遍性的文化压过来，要取代一个地方性的、不追求普遍化的文化，这样就发生了被侵略被压迫的文化与 西方强势文化的争端。但是，由于以上讲的传统文化与民族政治的分离，以及各种历史因素，这样一个中西文化的冲突大局被遮蔽了。而要同时反帝国主义（西方正 统）和封建主义（中国传统），那这个角色只有共产党才能比较好地扮演；国民党也曾经想扮演，但扮得不好，达不到合适的效果。

    当时知识分子主流立志要铲除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倾向在四九年之后也都被延续，我举几个例子：一是傅思年先生讲的话，可以代表当时的思潮，他说中国的家庭是 万恶之源，这就把中国的儒家文化的社会结构的根子给否定掉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家》、《春》、《秋》及鲁迅的杂文等等，都在体现着这个流行的看法。

    另外，瞿秋白讲，汉字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鲁迅讲，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后来也确实发生了中国汉字的拉丁化运动，导致了文字改 革。《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和规则》第一条写道：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民众的工具之一。我们中国研究汉字的权威、语言 学家吕叔湘先生也有相似的看法，就是汉字必亡。80年代初，他们这一派还在认为电脑的使用一定会带来汉字的灭亡，因为汉字无法电脑化。当然，现在这些技术 上的反对理由已不成立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农民运动，但是居然里面有不小的篇幅讲文化问题。《新民族主义论》讲的是建国问题，但我觉得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在讲文化问题，所 以文化的建设在毛泽东的心中是最强烈的抱负——我不仅要建一个新政权，我更要开创一种新的文化。于是他在其中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纲，而 和旧民主主义的那种只反封建，不有力反帝的形态作了区别。所以我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主要是一个文化过程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新文化运动造成的思想 和文化的格局中，左倾――即同时反传统和反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一定会占上风。红色的“太平天国”在前面等着这些“打倒孔家店”的追随者们。当然文 化不仅涉及到意识形态，还涉及到方方面面。如果从这个角度领会，对于中国近代史，我们可以有一种新的眼光。

    毛泽东后来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孕育已久。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产儿。从他年轻时的经历和各种表现，就可以知道他受到了新文化运动何等深刻的影响。他像朝圣一样到我们北京大学，宁可在这里做一名图书管理员。

    在文化革命初期，很多青年写过一些力图去理解文化革命的深层理由的文章，而且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也表达了各种各样的看法。1967年初，文化革命进 行的第一阶段刚要作一个阶段性的结尾的时候，上海出现了“上海公社”——好像是巴黎公社在中国的实现，而毛泽东对它非常支持，后来又说“革命委员会好”。 再往后，还有“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同下山”、“合作医疗”、“教育改革”等，虽然名不符实，被现实政治扭曲，没有真正的生命力，但他毕竟做了体制 上、文化上的各种各样的探讨，以代替传统的文化。

    这两次文化革命的共同之处，都是大破大立，不破不立——这个口号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有。而阶级斗争的理论，则要求出身不好的青年要背叛家庭，投向新的 革命阵营。除了个人性的背叛家庭之外，还有民族文化意义上的背叛家庭，因为新文化人相信中华民族的文化出身不好。这都是割断历史，而且是按照西方某个意识 形态的标准来重造文化，重造新人，塑造全新的一代青年。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的上台和掌权，也和当时推翻帝制、造成了文化空档有关。而苏联主宰的“第三国际 ”向全球、包括中国输出革命，深刻影响了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和文化走向。所以这两次中国的文化革命实际上是将全球化进程的逻辑深化到了自觉自愿程度的内在 相关的运动。

第十，我来讲一下教训

    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一个民族政治命运的改善和它的文化命运的改善完全可以不是一回事，有的时候还是反其道而行之。比如我刚才说到，两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政治命运和生存状态，但是并没有改变它的文化命运和文化走向。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如果没有上面所讲的这些阴差阳错、历史偶然所造成的厄运，应该是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的。现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状态比俄国、甚 至越南都大为不如，据说越南共产党对儒家还是比较温和的。我这里把文化理解为一个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的破坏是一种非常客观的现象和现实，并不是说哪天想恢 复传统文化，就能恢复的。而现在，传统文化已经到了非常危机的状态。关于这方面我就不再多讲了，想省点时间和大家讨论。

    最后我想讲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何在？”。现在有一种文化乐观主义，认为中国的国力增强了，那么国家命运和文化命运的分离，甚至是背离终 于可以克服了，中国人不必再处处从思想上去仰人鼻息了。实际上我们从政治上早就不必这样了，可这个去中华文化的过程并不稍歇。现在有人相信，中国人开始有 钱了，从文化上也就可以崛起了。所以他们说，现在传统文化正在复兴，甚至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等等。

    我尊重这些人的意愿，也乐观其成，但是不同意这种估计。我感到我们文化的状态和趋向并不好，我们的端午节还要靠出口转内销（即韩国某地到联合国申请当地的 端午节传统为世界文化遗产），才能引起一点注意。中国节日的总体状态也不佳。节日是一个民族相当重要的文化表现，但是现在为中国官方承认的十个节日，只有 一个是传统文化的——春节，其他九个都不是。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如清明、中秋等都不是官方节日，而且连春节在北京都被“禁哑了”。当然最近有一些呼声开始 回潮，好像从明年春节开始可以部分开禁。中国人、北京人终于能在北京的除夕之夜又听到响了千年之久的爆竹声了。当然，如果再有反传统文化、主张过“文明的 ”节日（好像我们中华文明的更悠久文明已经“不文明”了）的人们的鼓噪，没准儿还会再禁。

    造成中国传统文化危机有几个原因，有的是跟我们中国的特殊情况有关系的，还有的是根本性的，而最根本的就是全球化的趋势。这个趋势根本没有减弱，而且还在 加强。中国现在是特别自觉自愿地参与这个过程，表面上从中受惠——受了很多经济上的惠，但是前面有“时间之幕”，我们看不出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估计中国的传统文化会通过全球化有某种程度的复活。现在北京人痛定思痛而想到：如果北京的城墙不拆，当年的老城像梁思成先生建议的被保留，那我们北京就 可以像巴黎一样，全面开放旅游——老城开放旅游，另外建一个新城来执行国家首都的职能，而老城就成为一个文化的圣地。实际上大家都在怀古，出于旅游的目的 或商业的目的，或者还有点文化怀旧的感情等。但是这都是在大局已变，或是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发思古之幽情而已。全球化会在一个贫乏化了的平台上，比如因特 网上和商业文化中，保持、甚至重新激活世界上某些文化的多样性，但同时抽筋吸髓，使原生的民族文化、本地文化失去生活的基础和真实的活力。千万不可相信这 个夷平一切的过程会带来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正复兴，一切都是在按照全球化的统一口径来生产和包装的，像张艺谋的电影。

    现代化的过程在可见的将来是不会转向的。中国人以高呼“我们胜利了！”的热情来主办西方文化的而又被全球化了的节日――奥运会，从这种变化了节日感（可简 称为“变节”）中也可见文化走向之一斑。中国人参与现代化的热情也不会降低的，而且出于利益的考虑，在参与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会开始对自己的传统文化 有缓和一些的态度。韩国电视剧的受欢迎也反映了重视自己文化资源可带来的某种好处，可以期待将来中国也会学它，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搬上屏幕。但是这改变不了 什么实质的东西，家庭还是在缩小，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还在西方化。用我先前说到的那四个衡量文化生命力的标准——传承的的团体、相应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对 人的影响、独特话语的活力――来衡量，真的会有中国文化复兴的趋向吗？我很怀疑。即便看到一些表面的传统再现，它是真的还是利益集团的操纵所为？儒家与道 家的传统价值观，真的会在人们做重大判断的时候发挥作用吗？比如，我们应该全力发展现代化生产，争取更高的GDP,还是像儒家、道家说的首先要维持家庭、 保持生态平衡、天人合一？不是说要生态平衡吗？那么你的国策就要调整，经济政策要调整，你愿意承担减慢经济发展来保护文化与自然生态的后果吗？你愿意做这 种选择吗？这是真正的选择，是你真正的价值观起作用的时候。在这些问题上，我不抱什么希望和幻想。而且，对于这个过程，我这里也没有强烈谴责的意思（那种 批判要在更深的层次上进行），它毕竟是我们这个崇尚力量的时代的主导潮流。我要说的只是，把我们全部的家当押在这一个宝上太不聪明了。应该还有别的可能， 尽量多几处“投资”，“狡兔”还知要“三窟”嘛。

    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于改变思想方式，从以前的单一文化观［即一国只能有一种文化形态］转向文化的多元观。 这种单一文化观自清末以来，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吃了最大的亏。当时的洋务运动，后来的戊戌变法、民主革命等一系列的运动，其主导人都觉得中国只有一块，全国 只能有一种文化形态，或者是以中学为体，或者就全盘西化；或者守旧，或者就全改，而且是全国一起改。这是大为失策的。我们应该有一个见地，就是文化完全可 以分成多块。这什么意思呢？

    设想一下我们回到了1845年，假如你有一个决策权，或者你能够进谏，那么该怎么办？我觉得经过多次失败之后，应该看得很清楚，中国在正规的、全局的意义 上打不过西方，我们传统文化的长处不在于工业革命和发展高科技。如果拥有现代工业和高科技是一个民族在现代生存的必要条件，那么中国就必须在这些方面向人 家学，富国强兵。这就意味着，要让我们国家的主体或者是一大部分走现代化或西方化的道路。我们必须要以各种方式来“以夷制夷”，那就去学西方、搞洋务、变 国体、崇科技，发展让列强不敢欺负你的利器。但是，如果我们还能认识到未来是不可测的，那就不应该要求全国一盘棋式地去学西方，而是应该尽量保持文化与生 存形态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在某个范围之内和某个层次上，应该尽量把传统文化原汁原味地保留起来，比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和地方文化，我们都保 留起来，让它们是活的，让人们在里面休养生息，现在也叫特区或保护区。如果1905年废科举之时，决定在某地，比如偏远的云南、贵州、四川的一部分，保留 科举和传统教育，所取人材由当地使用（其实这些人材在主流社会的一些方面――文学、国史、编辑等――也大有用武之地），那么现在中国的文化局面就会有质的 不同。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就有这个智慧，叫“通三统”，就是同时让几种不同族群与朝代所代表的文化存在，以应天命、顺人心。从古代一直到邓小平的“一国两制 ”，都是这个中华独特的政治与文化智慧的表现。其实早就该有文化意义上的一国两制、一国多制，让一个国家有多种文化体制并行。这是我所看到的中国文化的出 路。

    有些人认为现在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出现空档，信仰缺失，只有向儒家回归，才能够怎么怎么样。我个人认为这种想法其志可嘉，其情可悯，但这条路在主流层面上似 乎行不通。现行的主导意识形态走的那条路，完全在按照它那个逻辑在进行，即便它宽松你一下，也仅仅是它的统一战线的表现而已。它不会感到有必要让整个共产 党改名为“儒党”，或者整个国家体制儒家化。像蒋庆先生讲的搞庶民院、国体院、通儒院三院制，既体现民意又体现文化和历史传统，当然好。但是我怀疑这是否 能在主流政治中实现。

    因此，我几年前提出，中国应该建立文化保护区或文化特区，应该搞文化上的一国多制。主流文化可以按目前世界大势的需要，搞现代化、全球化，当然立志复兴传 统的君子仁人也可尽量在其中传播传统文化，使得社会尽量和谐一些。但是另一方面，应该在文化保护区或文化特区里，尽量保留中国自己的原本文化形态。未来也 许会发生不可测的事件，我们须要多手准备。就像袁隆平搞水稻育种一样，他的稻子无论性状多么优越，他也会尽量保留野生的或古远的稻种，为的是保留更多的生 物基因，这样才能在亟须时有多重选择，或通过杂交产生有新的适应力的种子。

    这就是我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出路，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请大家提问。

    （录音整理/仪玟兰）